引言

2026 年秋天，数学与计算机几乎同时受到了 AI 的正面冲击。

10 月 6 日，OpenAI 一次性公开了 722 篇由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归为 372 个结果族，其中包括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10 月 16 日，Anthropic 发布内部报告：截至 8 月，员工部署的 AI 智能体累计工时已达人类员工的 6 倍，技术部门初级岗位的招聘占比在大约一年内从 27% 降到了 9%。同一时期，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对《纽约时报》说，自己进入了“战时状态”。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那些靠脑力劳动获得位置的人，在 AI 之后会去哪里。 分析工具主要来自拉康：大他者、幻想、剩余享乐，以及四种话语。

全文的逻辑如下：

三个前提

1. 互联网把知识从人身上搬进了文本，AI 让这些文本自己动起来；两者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前两次工业革命在人身上开辟了两个方向：生产把身体拆成可用的零件，消费让大他者通过商品和图像说话。互联网没有开辟新方向，它让这两个方向的异化更彻底、反馈循环更快，同时做了一件准备工作：把原本只长在人身上的知识，变成了可以脱离人存放的语料。AI 在这份语料上开辟了第三个方向：“不被需要”。

2. 没有下一个去处。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手摇织工曾是一个二十多万人的群体，在动力织布机普及后的几十年间消失。前几次工业革命的破坏之所以最终被消化，靠的是两个机制：资本总在别处需要新的劳动，而“被需要”又带来议价能力。这两个机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被机器替下来的人，每一次都是往“机器还做不了的事”上走，而那个方向一直是脑力。这一次被替代的不是某一项具体的任务，而是学会新任务的那种一般能力本身；任何新冒出来的脑力工作，AI 上手的速度都不会比转行的人慢。往上走的路没有了，两个机制一起失效。这是本文的前提，不是本文要证明的东西，后文所有判断都建立在它上面；它会被什么事实推翻，第五部分列了出来。

3. 智力崇拜正在被打破。 大多数人的欲望循环不会断，只会迁移到下一个对象上。但迁移不等于有去处：欲望总能找到下一个对象，问题是这个对象还连不连着别人。本文关心的是迁移往哪里去，以及迁移过程中被甩下去、或者不想再继续的那一批人。

几个概念

• 大他者：语言、法律、制度、习俗所构成的象征秩序，也就是所有人都假设存在的那个“第三方”。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我们欲望的是自己以为大他者想要的东西，也想成为大他者欲望的对象。大他者的欲望是不透明的，主体不断追问：“你想要我什么？”

• 幻想：主体对“大他者想要我什么”给出的回答，它遮住了大他者本身的缺失。比如“我是理解发生的地方”，或“我是解决别人做不出的难题的那个人”。

• 享乐与剩余享乐：享乐不是快乐。当主体进入语言时，某种完整的享乐被禁止、被丢失了；它没有被储存在某处，因此也无法通过解除压抑找回来。剩余享乐是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为模型提出的概念：话语运转中附带产生的一点额外享乐，正是它让主体黏在这个话语里继续运转。在主人话语里，它产生在劳动的一侧，主人碰不到；把主人留在位置上的是另一样东西，即被承认为主人。本文始终区分这两者。

• 四种话语：用四个项——主能指（S1）、知识（S2）、分裂的主体（$）、小对体（a）——在四个位置（发言者、对方、隐藏的真相、产物）上的排列，可以描述四种社会联结。四个项都是位置，不是人：说某人“是 S2”，意思是他在这个结构里站在知识的位置上。

话语	结构	本文中的用法
主人话语	主人（S1）对掌握知识的奴隶（S2）发话，主人隐藏的真相是他自己也是分裂的（$）	资本与工程师
大学话语	知识（S2）在台前发言，主能指（S1）藏在下面	学术体制与研究者
癔症话语	分裂的主体（$）质问主人，产出新的知识	抗议与声明
分析家话语	小对体（a）在发言位置上，对着分裂的主体（$），让主体自己说出支配他的主能指	只在尾声使用

话语之所以是社会联结，是因为它把说话的存在者彼此连起来：发言位置上的那一项，是对着另一个主体说的。

此外还有拉康在 1972 年提出的资本主义话语：主体看似处在发言位置上，完全自由，直接与商品化的享乐对象相连，形成一个没有断点、没有界限的循环。它严格说来已不构成社会联结。

• 大他者的大他者不存在：没有一个元语言、一个最终的担保，能站在所有欲望之上裁定哪一种更高级。欲望链更复杂，不意味着更高级。

一、入场：陶哲轩与 Sanderson

陶哲轩这一年

• 3 月：在 UCLA 的一个会议上，他宣布当前的模型已经可以在数学和理论物理中“上场”了。

• 9 月 11 日：他与邓煜等共 25 位菲尔兹奖得主发表联合声明《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指出把攻克数学难题当作模型能力指标，会伤害数学研究本身。

• 9 月 21 日：OpenAI 成立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持的数学与人工智能顾问组，他是成员之一，同组还有高尔斯、海尔、威滕等人。

• 10 月 6 日：722 篇手稿发布后，他在 Mastodon 上说这标志着“数学 1.0”的终结，需要一个重视阐释和社群的“数学 2.0”。三天后在加州理工的演讲里，他说数学已经从“证明稀缺”进入“证明过剩”的时代。

• 10 月 9 日前后：他在博客上以客座文章的形式，发布了“人类数学协会”呼吁停止与 OpenAI 合作的声明。他在协会中的角色，报道说法不一。

• 10 月 16 日，《纽约时报》：他说自己进入了“战时状态”，花在应对 AI 上的时间比做自己的研究还多；关于纳维–斯托克斯（Navier-Stokes）方程的那份证明，他接触过的专家里没有一个真正理解了整个论证。同时，他仍然鼓励自己带的博士生把 AI 当工具使用。

• 10 月 23 日，《观察家报》：他把未经整理的 AI 证明称为“有毒废料”。他转述 OpenAI 内部联系人的说法，称公司为此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并希望抢在 Anthropic 之前取得突破。这些说法没有得到 OpenAI 的完全证实。

• 10 月 24 至 25 日：他在博客上发布了四位学者的倡议，邀请数学家为 OpenAI 的手稿补全文献、重写推导。仓库的提交记录显示，他自己的修订是用 Claude Code 起草的；核对后，他把作者栏改为“OpenAI（含社区贡献）”。

他在自己网站上的观点汇总里写着：直到 2026 年年中，他的主张一直是参与而不是敌对，并且既不认同“支持 AI”，也不认同“反对 AI”的立场。

他享受的是什么

陶哲轩的欲望循环，核心是“数学需要人来理解”。

他享受的是一种不带贬义的优越感，具体来说，是作为“理解发生之处”的那个位置。在数学共同体里，大家会把问题带到他那里，他的博客是整个领域的公共讨论中心。他是这个共同体里最典型的“假设知道的主体”：一个结果经过他的理解，才算真正被数学吸收。

“数学需要人来理解”这句话里有两个命题，要分开看：

• 规范的命题：数学的价值在于理解，没有被人理解的证明不算完整的数学。这个命题很可能是对的；他对“有毒废料”和把数学当跑分的批评，也都可以独立成立。

• 功能的命题：一个结果要算数，必须先经过某个人的理解。这在过去是事实：证明对不对，只能靠审稿人和同行读懂来判定，理解是正确性唯一的担保。

他的位置是由第二个命题担保的，而被打掉的正是第二个。“没有一个专家真正理解了整个论证”这句话，说的不是理解在别处发生了，而是理解没有发生，而这份证明照样摆在那里，等着被算作一个结果。在有完整 Lean 证明的那部分手稿里，正确性已经不等任何人读懂。理解没有被替代，它被变成了可选项。这正是前提一所说的“不被需要”：不是有谁比你理解得更好，而是结果不再等你理解。

所以这里的分析不依赖于他说错了。他可以在规范上完全正确，同时保不住这个位置：说得对，并不能把“被需要”要回来。本文所说的幻想，指的不是“理解有价值”，而是“大他者需要我的理解”。“战时状态”保卫的，是后者所担保的那个位置。

叶公好龙，也是画龙点睛

焦虑从来不是因为缺少什么，而是因为“缺失本身缺失了”：欲望必须和它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一旦对象毫无保留地到来，出现的不是满足，而是焦虑。

陶哲轩原本期待的 AI 是什么样，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用过“一个人拿铲子、一个人拿镐，合力挖隧道”的比喻，也说过近期内“还是我们在开车”。像叶公喜爱墙上的画龙一样，他爱的是一条为人服务、由人驾驭的龙。而 722 篇手稿和无人能完整理解的证明，则是真龙下凡；所谓的“战时状态”并不是他突然变了心，而是那道维持距离的缺失突然消失时产生的焦虑。

但与此同时，他在实践上又成了给这条龙点睛的人。《历代名画记》中，张僧繇画龙不点睛，言点之则飞;强点二龙，果破壁而去。陶哲轩组织学者补文献、修推导，把作者栏改成“OpenAI（含社区贡献）”，就是在给 AI 的粗糙手稿点睛。点完之后，这些成果获得了可读性和合法性，被吸收进数学，也会进入下一代模型的训练集，从此不再需要点睛的人。

他一边因真龙降临而陷入焦虑，一边又在亲手帮它完成闭环。这种错位并非出于投机——他对 AI 的接纳前提始终是“人类主导、人类验证”，只是在目前的现实中，恰恰是“人类验证”这一动作本身，在帮 AI 彻底摆脱对人的依赖。

Sanderson 与竞赛选手：不同的收信人，相同的结构

3Blue1Brown 的创作者 Grant Sanderson，于 9 月 18 日在陶哲轩的博客上发表客座文章《如果数学不只是证明，我们就需要更好地赞美其余部分》。在 Dwarkesh Patel 的访谈里，他说数学家未来可能更像艺术策展人，也坦承能发现数学的 AI 迟早会比我们更擅长解释它。

他的享乐不经过“谁发现了什么”的学术排名，所以可以坦然承认 AI 也许更擅长解释。但他的欲望核心经过观众和数字：八百多万订阅、观看量、平台。这是另一个大他者。他和陶哲轩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大他者，而在于收信人不同：陶哲轩写给数学共同体，Sanderson 写给大众观众，因此他同样无法置身事外。

另一个例子来自算法竞赛。9 月初，一位成绩顶尖的算法竞赛选手在群聊里表示：AI 应该离算法竞赛越远越好，只要 AI 别来碰算法竞赛，他也不会反感 AI。

这个要求本身完全可以实现，比赛可以禁止 AI 参赛，国际象棋早就这样做了。因此，受威胁的不是比赛这项活动，而是比赛在大他者那里的意义。2025 年 ICPC 世界总决赛上，OpenAI 的系统解出了全部 12 道题。从那以后，“ICPC 名列前茅”作为一项活动没有任何变化，但它所指向的东西变了：从“在一件极难、极重要的事情上属于人类顶尖”，变成“在人类组里名列前茅”。当 AI 把一项技艺和附着其上的能指（“智力上的优越”）拆开后，这句“AI 离远点”实际上是在向大他者申请一个保护区。

国际象棋：保护区长什么样

国际象棋值得多看一眼，因为它是“被机器超过之后”唯一有几十年记录的样本。1997 年之后，下棋的人没有变少，顶尖棋手依然被追捧。这常被当作一个安慰的例子：你看，做这件事的乐趣还在。

乐趣确实还在。但要看清留下来的是什么结构：

• 国际象棋从来不在 S2 的位置上。没有哪个主人需要棋手的棋来完成自己的事，它在机器出现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游戏。它没有失去过“被需要”，因为它从未被需要。

• 它留下来的形态，是在观众面前下棋：解说、直播、平台上的数字。能靠下棋本身生活的始终是塔尖上很少的人，其余的职业棋手靠教棋和解说。

所以国际象棋说明的不是“被超过也没关系”，而是一项技艺离开 S2 之后会变成什么：一个有观众的保护区，席位很少。它是后文“去处三”的一个提前了三十年的样本。数学和算法竞赛正在变成国际象棋；不同的是，原来靠它们获得位置的人，比职业棋手多出几个数量级。

没有高下之分

陶哲轩、Sanderson、这位竞赛选手，和两百年前的手摇织工，在结构上没有本质区别。织工把布织好时的骄傲，和陶哲轩作为理解发生之处的享受，遵循的是同一个机制：自己的劳动或享乐在某个大他者那里兑换到了一个位置。区别只在于这个大他者是谁，以及陶哲轩能把自己的失去说得清清楚楚，而当年的织工大多没有留下文字。

这里要说明两点。

第一，说一个人站在哪个位置上说话，不等于说他讲的话是假的。一句话从哪里说出来，和这句话对不对，是两个问题；本文只回答前一个。

第二，这篇文章自己也不在地图之外。它让知识在台前说话，对着读者，是后文“去处三”里的一次操作。“大他者的大他者不存在”对它同样适用：它提供的不是一个俯瞰的位置，而是一张从里面画的地图。

要理解这些反应，就不能只看个人，而要看他们在话语结构中所处的共同位置。

二、精英奴隶：定义与去处

精英奴隶站在 S2 的位置上

靠脑力劳动获得位置的人，在话语结构里占据的都是 S2，也就是知识的位置。现代社会通过贤能主义（Meritocracy）体制——即凭学历、智商测试和专业能力分配社会位置的筛选机制——将这群掌握 S2 的人塑造成了“精英奴隶”。

对面的 S1 是指令所在的位置。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首先是资本本身，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动的主体”；资本家是它的人格化，管理层是它的传声筒。下文说“主人”，指的是以所有者身份承担这个位置的人；管理层转述指令，但不拥有指令。

• 工程师是主人话语里的 S2。S1 发出指令，但事情怎么做成，只有工程师知道。主人依赖奴隶的知识，这是“被需要”的结构来源，也是工程师优越感的来源：别人做不出来，而主人离不开你。

• 研究者有两层。表面上，他们是大学话语里发言的 S2：论文、评审、学位、排名，知识在台前说话。但下面压着资本和国家这个 S1。现代学术界本来就是由 S1 为了获得 S2 而建立的：洪堡式研究型大学由普鲁士国家创立；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化学工业与大学实验室深度绑定；二战后，美国以《科学：无尽的前沿》为起点，把科研纳入国家和军方的资助体系。研究者在这个结构之上，追捧苏格拉底式的“爱智慧”。

知识在台前发言、主人在幕后控场，这就是大学话语的运作方式，它本质上是主人话语的现代形态。而在社会分配层面，贤能主义为这套结构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你拿得多、地位高，是因为你的脑力与知识（S2）稀缺。

资本主义里残留的一段主人话语

拉康在 1972 年就说，资本主义话语已经在运转。它之所以没有吞掉一切，是因为生产这一侧还留着一段主人话语：资本要的知识长在人身上，要拿到它，就得经过一个人——雇他，对他发话，依赖他。只要 S2 和具体的人分不开，资本就不得不经过一段社会联结。

脑力劳动是这段联结最牢的地方。体力劳动的技艺早已被拆进机器和流程，知识劳动的技艺却一直留在人的头脑里，带不走，也抄不全。精英奴隶的位置、议价能力和优越感，都建立在这个“分不开”上。

幻想与剩余享乐

“爱智慧”这件外衣，功能是让 S2 看不见自己的真相是 S1：我们是为真理而求知，不是为了谁。

这里要区分幻想和剩余享乐。研究者相信“我是为真理而求知”，这是幻想；在这个幻想撑起的框架里运转时，研究者实际得到的那份额外的满足，是剩余享乐。可以拿马克思对照：工人相信工资是公平的交换，这是意识形态，它让剥削得以进行；在这个框架里被实际榨取的，是剩余价值。对应过来，“爱智慧”相当于意识形态，“只有我能做到”的快感，才是剩余享乐。

这份快感是三样东西拧在一起的：

• 做：亲手把难题做出来。
• 排他：别人做不出来。
• 被需要：主人离不开你，有人等着这个结果。

平时它们分不开，所以看起来是一样东西。后文会看到，AI 把它们拆开了。

这不能简单叫作“自欺”。被骗意味着醒过来就好了，但幻想里获得的享乐是真实发生过的。因此，哪怕在理智上看清了这个结构，也并不等于能从中走出来。

一个博士生的一周

把这个结构放到一个具体的博士生身上看。下面的数字是示意，用来区分三种机制：假设他的补贴大致对应每周 20 小时的工作，导师和毕业要求实际要他干 40 小时，而他实际干了 70 小时。

时间	怎么来的	机制
前 20 小时	补贴付了钱	必要劳动
中间 20 小时	被明确要求：导师、毕业条件、组里的规矩	要求（Demand）。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劳动，靠规范和权力榨取，和工厂没有区别
最后 30 小时	没有人明说	大他者的欲望（Desire of the Other）

最后这 30 小时，是大他者的欲望起作用的地方。 要求是明确说出来的，所以有边界，40 小时就是 40 小时；而欲望没有明说，所以没有边界。导师从来没要求 70 小时，但他会称赞那个周末还在实验室的人；同组的人都在熬；论文晚一步，就可能被别人抢先。博士生从这些信号里读出一个不透明的欲望，再用幻想去回答它：如果我做得更多，我就是那个被需要的人、那个能理解的人。

这 30 小时通常不被体验为“不得不”，而被体验为“应该”——不是“因为我是博士生，所以我被迫这样做”，而是“我是博士生，所以本来就该这样做”。理想在这里把大他者的欲望翻译成了自己的标准，使人感觉不到压迫。三段时间在机制上分得开，在体验里分不开：正如工资形式抹掉了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界线，“爱智慧”也抹掉了被榨取的劳动与自愿付出的界线，身在其中的人指不出哪一个小时属于“自愿”。

在这三段时间里都可能出现成就感，但其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成分：一种是对上理想的满足（“我做到了，我配得上这个身份”），它允许人停下来歇一歇；另一种则是剩余享乐——刚跑通一个结果就想跑下一个，已经凌晨三点还停不下来，明明够了还要再多一点。让人从 40 小时走到 70 小时的，不是抵达目标的满足，而是满足背后的“还不够”（当然，这 30 小时里也有一部分只是纯粹的焦虑：怕毕不了业、怕被看不起、怕被抢先）。

算总账时，这里产生了两份剩余。中间 20 小时和最后 30 小时的成果——论文、项目、经费、排名——都归课题组、导师的基金和学校，也就是 S1；留在博士生这边的，是剩余享乐。它不是谁发下来的报酬，却起了报酬的作用：正因为有它把人留在实验室里，S1 才不必用钱来留人。实验室比工厂便宜的那一部分，就来自这里：中间那 20 小时靠强制，和工厂一样；最后那 30 小时靠大他者的欲望和幻想，而剩余享乐让这 30 小时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这也解释了 AI 对这群人的打击为什么不只是丢掉位置。最后那 30 小时，是幻想在回答“大他者想要我什么”；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一直开着，是因为 S1 确实要那多出来的 50 小时的成果。当 S1 不再要它们，被拿走的不是“做”——难题还在那里，谁都可以去做——而是“排他”和“被需要”：做出来的东西，不再有人等着。那个“还不够”原本是冲着一个在等的大他者去的；没有人等，“还不够”就没有了方向。被关上的不是一笔支付，而是让幻想有题可答的那个欲望。

AI 占据了 S2 与四个去处

AI 不是在某一项具体能力上和这群人竞争，而是直接占据了 S2 这个位置本身。在主人话语里，S1 现在可以直接对 AI 发话；在大学话语里，722 篇手稿就是没有主体的 S2 在发言。如果说传统哲学与科学体系的历史功能，是替主人把奴隶在劳动中积累的技艺编码为一种可以脱离奴隶而存在的理论知识，那么互联网把这份知识攒成了语料，AI 则是这次窃取的终极完成：S2 和具体的人彻底分离了。上一节说的那个“分不开”，到此结束。

被挤出 S2 的人，必须移向别处：

去处一：成为调度者

从奴隶的位置转向主人的位置。Anthropic 的报告里提到，有员工像带真人团队一样，给手下的 Claude 小队写绩效评语。但这个位置有三个问题：奴隶那一边的东西留不住，主人那一边的东西拿不到，而且它本来就不是主人的位置。

第一，劳动一侧的享乐留在了原地。在主人话语里，剩余享乐产生在 S2 一侧，主人碰不到它；黑格尔也指出，真正在劳动中改造世界、在劳动中得到满足的是奴隶。这群人原本的剩余享乐，正是在亲手解决难题时产生的。移到发令的一侧，他们离开了产生享乐的位置，而接替他们的 AI 没有主体，不会享乐。

第二，主人一侧的承认他们也拿不到。把主人留在位置上的是被承认：被自己指挥的人承认，被别的主人承认（第四部分会展开）。调度者指挥的是 AI，AI 无法承认任何人；主人之间的排名属于所有者，调度者能排的只有吞吐量，而吞吐量是 AI 的。

第三，调度者本来也不是主人。他转述的指令不是他的。在资本主义话语里，主体看起来在发号施令，主能指却压在主体下面运作——那就是资本本身。同一份报告里有一个数字：按每分钟 250 词计算，工程和研究岗位每人每周要读 424 小时的输出，而一周只有 168 小时。这个数字可以读成“人成了稀缺的瓶颈”，但瓶颈只有在绕不过去的时候才带来议价能力。一条自动化流水线上最慢的环节，不是被加价的对象，而是下一个被改造的对象；同一家公司里，初级岗位的招聘占比是在下降，不是在上升。

调度的空洞感就来自这三处。因此，去处一不是终点，它会塌回去处四。

去处二：癔症化的抗议

分裂的主体（$）质问主人：“你根本不懂数学是什么。”陶哲轩的“战时状态”、人类数学协会的声明、那位竞赛选手的爆发，在结构上都是癔症话语。

这里说的是这个结构产出什么，不是抗议者心里想什么。癔症话语的公式里，对方的位置上是 S1，产物的位置上是 S2：它是对着主人说的，生产出来的是知识。所以它在结构上做不到推翻主人话语，能做到的是逼出一个新主人，以及一套新的剩余享乐机制。1969 年拉康在万森纳对造反的学生说：“你们作为革命者渴望的，是一个主人。你们会得到的。”

陶哲轩这一年的时间线就是这个过程：9 月 11 日发表联合声明，9 月 21 日进入 OpenAI 的顾问组，10 月 6 日提出“数学 2.0”，10 月下旬组织学者修补手稿。抗议产出了一套关于“数学还应该是什么”的新知识，这套知识在几周之内就有了名称、机构和工作流程。癔症话语产出的知识，直接成了下一个主能指的原料。同时，这种抗议在结构上也是一种献祭：数学家们献出时间和精力去修补或抗议，是为了在欲望的对象中找到证据，证明数学那个大他者依然在欲望着人类的理解。

人类数学协会的声明里有一个说法：人类正在被变成只给机器产出盖章的“验证技术员”。这不是一个可以站住的位置，而是去处二的自我形象，潜台词是“至少在验证上，人类还被需要”。在形式化验证覆盖的地方，正确性由证明助手（如 Lean）的内核保证，并不需要人类盖章；OpenAI 的手稿发布时，有完整 Lean 证明的大约占两成多，到 10 月下旬，这个比例已经升到四成左右。剩下要人做的，是核对形式化的命题是不是原来那个命题。这是核对题目，不是核对证明；而且它本身也是 S2 的工作，没有理由停在人手里。人类数学协会的说法与其说描述了现实，不如说表达了一个愿望：至少让我们当验证技术员吧。

因此，去处二也不是终点，它导向去处三。

去处三：换了主人的知识话语

知识仍然在台前说话，但隐藏的主能指被替换了。Sanderson 是典型：解释在台前，对着观众说话；藏在下面的主能指不是学术声望，而是平台和观众的数字。他那篇客座文章，本身就是在提议一个新的主能指。陶哲轩在去处二争取的，也是进入这里的某个版本。

这是目前唯一还在运转的剩余享乐机制。用前面拆开的三样东西来说：“做”还在，人仍然在亲手做事；“排他”和“被需要”没有了，顶替它们的是“被看见”。国际象棋就是这个结构。

但它不是斜坡之外的一块平地。有三点：

• 席位由注意力决定，而注意力是集中的。 八百多万订阅是一个人的数字。观众的总量不会因为想上台的人变多而变多；被挤出 S2 的人越多，台上越挤。

• 席位的数字由平台的循环生产。 台下的观众未必在循环里：很多人是来学东西的，会停下来推导、做题，他们是这套话语里被知识对着说话的那一方，这段联结是真的。但决定谁能留在台上的，不是他们学到了什么，而是订阅和观看量；这个数字由推荐流生产，不区分认真学的人和顺手刷到的人。去处三的话语是对着学习者说的，它的主能指却是循环算出来的。

• 这个席位也在 AI 的射程之内。 Sanderson 自己承认，能发现数学的 AI 迟早更擅长解释它。到那时，台上还剩下的能指是“这是人讲的”——又一个保护区。

所以去处三是斜坡上唯一的一级台阶：它是真的，它很窄，而且它朝着同一个方向。

去处四：脱离联结

主体不再处于任何社会联结中，直接与 AI 这类“小玩意”相连：无止境地生成、消费、刷新。这是一个看起来最自由、实际上没有断点的循环。拉康说资本主义话语的特点是排除了阉割：没有哪个对象被承认为“得不到的”，每一个都许诺这一次能填上，所以必须换下一个。

这里会出现无聊。费尼谢尔 1934 年对无聊的定义是：驱力的张力还在，但驱力的目标被抑制或丢失了，于是人处在“想做点什么，却不知道想做什么”的状态。菲利普斯后来把无聊说成对欲望的渴望：人想要的不是某样东西，而是重新拥有一个想要的东西。

三、拆分：与大他者要求的三种关系

上面的地图是用相对纯粹的样本画出来的：陶哲轩、Sanderson、竞赛选手，都在物质上相对安全，走到这里的主要动力是能力本身带来的认可。现实中的这群人更杂：有人是因为经济压力，有人是因为家长和同伴，有人是一路正反馈。

既然所有人都受周围环境影响，真正能把他们区分开的，是他们与大他者的“要求”之间结成了什么关系。

要求与欲望

大他者的“要求”与“欲望”并不是一回事。要求是大他者明确说出来的东西：考好成绩，读计算机，找份好工作；欲望则是要求之外、没有说出口的东西，所以主体永远在问：“你这样要求我，背后究竟想要什么？”

• 融合：大他者的认可和自己的欲望之间几乎没有缝隙，排名就是我想要的。第二部分的分析完全适用于这部分人。

• 交易：认同程度很低，这只是一份工作。把这部分人留在位置上的主要是工资，不是剩余享乐，AI 拿走的首先是生计。对他们来说，“没有下一个去处”首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问题：转行意味着进入另一个同样在被占据的 S2，只是把同一件事推迟几年。

• 缝隙：一部分认同，一部分拒绝，说不出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按本节后面给出的理由，这是这群人里占比最大的成分。

现实中的人很少只属于一种，大多是三者的混合，它们更像成分而不是类型；通常有一种成分占上风，它决定了这个人往哪条路上走。

缝隙的结构

活在缝隙里的人，常把自己的处境体验为痛苦：我在做别人要我做的事。但从结构上看，大他者的要求同时也在保护他们。只要“我是因为应该才这样做的”，就永远不必面对“我到底想要什么”；就算失败了，挫败的也不是我的欲望，而是别人的期待。要求既是负担，也是不在场证明。

这种结构往往伴随着延迟：“等工作稳定了，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像那个一边劳动、一边等待主人死去好开始自己生活的奴隶——真正的生活之所以被推迟到主人死后，恰恰是为了让它永远不必到来。

这部分人的剩余享乐，不来自优越感，也不来自工资，而来自缝隙本身：自我牺牲的感觉、抱怨，以及“如果当初让我自己选”这个永远不会被检验的假设。

AI 对缝隙做了什么

AI 让大他者的要求本身贬值了。计算机学位、数学博士，在父母和同伴眼里都不再是原来那个承诺，那个被等待死去的主人提前“死”了。

1. 不在场证明迁移。 AI 本身变成新的不在场证明：“不是我不想，是这个领域被 AI 干死了。”缝隙的结构不变，只是借口从“因为父母要我这样”换成了“因为 AI 让一切都没有意义”。

2. 焦虑。 要求原本替主体回答了“大他者想要我什么”，也把主体和大他者的欲望隔开。要求失效后，主体直接暴露在这个欲望面前。这和第一部分陶哲轩的焦虑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边是对象来得太近，一边是挡在中间的东西没有了，都是距离的消失。

3. 空间被打开。 如果不在场证明下面确实压着某个欲望，要求的崩塌可能是一种迟到的许可。但长期活在缝隙里的人，往往已经分不清自己想要的和自己以为想要的。

国内这几年的考公热，可以看作缝隙里的人跟着父母那个大他者的欲望一起迁移：主能指从“技术能力”换成了“稳定”。这场迁移在 AI 之前就开始了，起因是行业收缩让“学技术、进大厂”这个要求先贬了一次值。它说明的是这个机制已经在运转：要求一贬值，缝隙里的人就整体换一个主人。AI 做的，是把同一件事从一个行业扩大到整个脑力劳动。在结构上，这仍然是去处三，只是隐藏的主能指换成了国家。

为什么“缝隙”在精英中最集中

前文提到，这群“精英奴隶”是由贤能主义体制筛选出来的。而“缝隙”之所以在这群人中最为集中，是因为这套体制本身就是一台把大他者的要求转化成人生轨道的机器：从升学、高考、名校，到大厂、博士，每一步都有明确的要求，每一步也都有下一步可以延迟。它筛选出来的，恰恰是最擅长满足要求的人，而不是最清楚自己欲望的人。

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2014）里描述过极其擅长达成目标、却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达成它们的名校学生；马科维茨在《贤能主义的陷阱》（2019）里说明，凭学历获得位置的精英如何以近乎自我剥削的方式工作。“小镇做题家”和“内卷”这些说法的流行，也说明这种夹在缝隙里的处境被广泛体验到了。

AI 会让这群人同时失去两样东西：

• 要求的价值。 学历和能力这个承诺失效，缝隙的墙塌了。

• 不平等的正当性。 第二部分提到，贤能主义为不平等提供的辩护是“你的脑力与知识（S2）稀缺”。当高阶脑力劳动不再稀缺，这个辩护就失去了根据。

这群人接下来会走向哪里，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新的主能指被递到他们面前，以及它从哪里来：

如果没有新主能指出现，就会走向安静的弥散。不在场证明完成迁移，“反正都被 AI 干死了”成为一句普遍可用的话，同时解释放弃、拖延、抱怨和无所作为。缝隙没有被关上，而是获得了一个几乎无法反驳的理由。

如果新主能指来自体制内，他们就会回到去处三。前面说的考公热就是这种情况：隐藏的主人换成了国家，缝隙的结构和剩余享乐的机制都得以保留。

如果新主能指来自体制外，是一场运动或一个政治人物，他们就可能成为反精英。历史学家特尔钦提出过“精英过剩”理论：当渴望进入精英位置的人远多于实际位置时，那些被挡在门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会变成“反精英”，成为政治动荡的推动者。AI 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精英过剩：学历还在，位置没了。用本文的框架说，这是政治尺度上的癔症话语。缝隙里的人长期由大他者的要求替自己回答“我想要什么”，一旦旧要求失效，他们对任何新主人都会格外敏感；当体制内没有新的要求可以接住他们，而递到面前的是一场运动或一个政治人物时，弥散的不在场证明就会转化为追随。当年拉康在万森纳对造反学生说的那句话，在这里就不只是关于个人的了。

四、主人的去处

主人也是分裂的

资本家并不是资本纯粹的代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讨论积累的那一章里，借用浮士德的话说，资本家胸中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积累的激情，一个是享乐的欲望，两者互相冲突。在主人话语中，隐藏在台面下的真相正是 $：主人自己也是分裂的，同样需要一点东西把自己黏在位置上。

这一点东西不是劳动一侧的剩余享乐，那一份主人碰不到。主人放弃了在劳动中得到的满足，换来的是被当作主人：把他留在位置上的是承认。

承认的三个来源与 AI 拿走了什么

• 被所指挥的人承认：几乎被拿空。 黑格尔早就指出主人的困境：他得到的承认来自奴隶，而奴隶不是他承认的对等者，所以这种承认是有缺陷的。但有缺陷的承认，也还是来自一个自我意识；新的奴隶是 AI，它没有自我意识，无法承认任何人。只指挥 AI 的主人，是没有人可以承认他的主人。“我们只招最优秀的人”这种享受，变成了“我们买了最多的算力”。用户、投资人和公众当然还在，但他们承认的是产品和回报，不是“这个人指挥得了最优秀的人”；那是另外两个来源的事。

• 被承认为有远见的人：正在被侵蚀。 熊彼特在 1942 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里预测，大企业的研发会把创新变成例行公事，企业家的职能会因此过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也会动摇。AI 把这个预测推到了尽头：连判断方向、制定策略这些曾经属于主人的职能，也可以被委托出去，主人有可能被还原为纯粹的所有者。

• 在主人之间的排名：被放大。 当被指挥的人不再能提供承认，主人能获得承认的地方，就只剩下其他主人。

去处

• 争夺纯粹声望。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起点是两个自我意识之间争夺纯粹声望的生死斗争：谁敢于拿生命去冒险，谁就能赢得承认。AI 实验室之间的竞赛，在结构上很像回到了这个起点。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主人冒的是自己的生命；而在这场竞赛里，风险的承担者不止参赛者。

• 退为食利者。 只剩下“拥有”，而拥有带来的享乐很薄。凡勃伦描述过的炫耀性消费，大概会是这种空洞的常见填充物。这条路的终点和去处四是同一个地方：主体对着商品。

• 向想象中的未来大他者寻求承认。 既然眼前没有人能承认自己，就把承认寄托在后世、人类或星际文明上。各种文明尺度的宏大使命，在结构上都是在向一个尚不存在的大他者献祭，以确保将来有一个大他者会记得自己。

五、结论：联结从两端断开

至此，精英奴隶（S2）失去了被主人需要，而主人（S1）失去了被奴隶承认。

这两个“失去”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面。话语是说话的存在者之间的联结：S1 的指令原本是对着一个主体说的，这个主体带着自己的知识和享乐去完成它，并在完成的同时承认了发令的人。现在公式照常运转，S1 对 S2 发话，S2 交出产物，只是 S2 的位置上没有主体。指令落在一个不会享乐、也不会承认的东西上。公式还在，联结没有了。

主人与奴隶之间的联结，从两端同时被切断。AI 的作用不只是挤掉了某一方，而是让主人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联结本身失效。

第二部分说过，资本主义话语早就在运转，生产一侧之所以还留着一段主人话语，只因为资本要的知识长在人身上。AI 把这个理由拿掉了。它没有在资本主义之外另开一个局面，而是拆掉了资本主义内部最后一段不得不经过人的联结。所以两端的人滑向的是同一个地方：一个没有联结、只有主体与小玩意之间无尽循环的位置。去处一塌进去；去处二通向去处三，而去处三席位很少，分配席位的数字又是这个循环生产的；主人退到食利和消费里。整张地图只有一个坡向。

这个结论会被什么推翻

这张地图不是怎么读都对的。它建立在前提二上，并且做了四个可以落空的预言：

• 初级岗位不会回来。 如果技术部门初级岗位的占比止跌回升，说明资本仍然要通过人去拿知识，前提二不成立，整张地图要重画。

• 人的验证会继续收缩。 如果形式化的覆盖率停在某个水平，有一类结果长期只能靠人读懂来担保，那么理解就仍然是被需要的，去处二就是一个站得住的位置。

• 去处三不会变宽。 如果被看见的席位随着上台的人数一起增加，而不是越来越集中，那么去处三就是一块平地，“滑向”的说法不成立。

• 调度不会长出享乐。 如果大批调度者稳定地报告，指挥 AI 给了他们和亲手做事一样的“停不下来”，去处一就不会塌。

本文的判断是，这四件事都不会发生。

六、悬而未决：否定性何去何从

落到资本主义话语里的人，劳动不再需要他们，调度又没有享乐。黑格尔和科耶夫意义上的否定性，是人通过行动否定既有之物的那股力量，劳动是它最主要的形态。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不被雇用”不等于“无事可做”：世界上要改变的东西还多得很。变了的是，这些事不再需要经过他——他能动手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被做得更快。历史没有终结，只是不再经过他。对这个主体来说，效果是一样的：否定性还在，却没有一件事等着它去做。它以无聊的形式出现。它要去哪里？

思想史上留下过几个参照：

• 科耶夫的“动物式满足”：历史终结后，人回到动物式的满足，在消费中安顿下来。这其实就是留在资本主义话语里。

• 科耶夫的“日本式势利”：1959 年访日之后，他在《黑格尔导读》再版时加了一个注释，用茶道、能剧这类高度形式化的仪式，描述一种后历史的生活：否定性仍然在运作，但只作用于纯粹的形式，不再有历史内容。

• 巴塔耶的“没有用途的否定性”：1937 年巴塔耶写信给科耶夫，问一个“再也无事可做”的人，他的否定性是消失了，还是作为“没有用途的否定性”留了下来。他的回答是后者：它表现为艺术、笑、情色、献祭这些不为任何目的服务的时刻。

但拉康对献祭的理解和巴塔耶相反。在巴塔耶那里，献祭打破“事物的秩序”，把东西从“为了别的东西而存在”的功利链条中解放出来；而在拉康看来，献祭是为了证明大他者的欲望存在，是对“大他者是缺失的”这一事实的否认。按这个框架，巴塔耶列出的那些看似无用的否定性，都可能暗中在向某个黑暗之神献祭，维持着某个大他者的存在。

去处三在这里的位置也就清楚了：它保住了“做”，代价是“被看见”。观众，以及替观众计数的那个数字，就是它的大他者。

一种具体形态：双重恐惧

第三部分说过，三种关系更像成分，而不是类型，多数人身上有一种成分占上风。四个去处也是这样。把混合推到极限，会出现一种特殊的主体：没有哪一种成分占上风，地图上的所有去处都集中在他身上，每一种都强到足以否决另外几种。调度者、抗议者、换了主人的人、脱离联结的人，甚至主人的那一面，他都有。

只走一条路的人，否定性有一个落脚的对象：陶哲轩有要守护的“人类理解”，Sanderson 有观众，说“反正都被 AI 干死了”的人有他的不在场证明。而集齐了所有去处的人，进不了其中任何一条路：他刚要抗议，身上的调度者就认出这是在找新主人；刚要去讲解，身上脱离联结的那一个就认出，决定谁被看见的那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站得高所以看得穿，而是每条路上都有一个他，在拆另一个他的台。

否定性于是失去了局部的目标，能指向的只剩整张地图。而一个人拆不掉一张地图，场上真正在拆它的力量只有一个。于是他不再自己去否定什么，而是把否定交给了 AI。

这样的主体身上，会同时出现两种恐惧：

• 怕 AI 不够强。 旧秩序原样留下，智力崇拜、大他者的要求、那套傲慢都没被拆掉，否定性没有被兑现。

• 怕 AI 带来的匮乏。 如果 AI 足够强，整张地图都被抹掉了，大他者什么也不缺，也什么都不要你。而这个主体本身就是由这张地图构成的，地图没了，他也就没有了位置。

这种双重恐惧不属于说“反正都被 AI 干死了”的人，因为后者的不在场证明只需要大家相信 AI 会做到，不需要 AI 真的做到，所以他们不会怕 AI 不够强。同时，这个位置也不是一个俯瞰全局的更高位置：集齐了所有去处的人，不是站在地图之上看清了一切，而是被撕扯在地图的每一条路上。普通缝隙里的人夹在要求和欲望之间，他则夹在所有话语之间，这是缝隙的极限形态，而不是对缝隙的超越。

这两种恐惧不是对外部危险的反应，而是同一股否定性自己产生的。否定性要求把一切否定掉，可它又只有在还有东西可否定的时候才存在；它既怕自己失败，也怕自己彻底成功。因此，它真正想要的不是毁灭之前，也不是毁灭之后，而是“正在毁灭”这个过程本身，两种恐惧都是怕这个崩塌的过程停下来。

这有两个理论上的对应：一个是科耶夫的历史终结——人就是否定性，没有东西可以否定的时候，人作为人也随之终结，否定性的完全胜利就是它自己的消失；另一个是“缺失的缺失”引发的焦虑——当 AI 足够强时，大他者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大他者，主体在它那里就没有位置了。从主体这边看是匮乏，从结构上看，是大他者那边的缺失消失了。

而把否定交给 AI，本身也是一种向黑暗之神的献祭：期待一个外部的力量来完成否定，并以此证明依然有一个大他者在欲望着这场毁灭。

尾声

于是问题收束为：有没有一种否定性，既不被雇用，又不向任何大他者献祭——不靠被需要，不靠被看见，也不把自己交给 AI 去完成？ 换成第二部分的说法：“做”能不能在“排他”“被需要”“被看见”都拿掉之后，自己持续下去？

如果有，它就是拉康在第十一期研讨班末尾提出的那个问题所指向的东西：一个穿越了根本幻想的主体，要如何经历驱力（Drive）。欲望由幻想支撑，指向一个永远得不到的对象；驱力的满足则不在于到达目标，而在于绕着对象转圈的路径本身。

外力击碎幻想，并不等于穿越幻想。AI 正在从外部抽掉一部分人的幻想支撑，但这没有经过主体自己的清算，随之而来的是焦虑之后的修补和迁移，也就是前面那张地图。

而且从外部看，穿越幻想之后的驱力，和资本主义话语里那个没有断点的循环，无法分辨：都是一个人独自对着某样东西反复绕圈。两者的区别在结构上，不在高下上，没有哪个大他者的大他者能裁定前者更高级。资本主义话语的循环排除了缺失，每一个对象都许诺这一次能填上，所以必须换下一个；驱力绕着的，是一个已经被承认为填不上的空。一个循环里没有断点，另一个循环本身就是绕着断点转的。

这个区别从外面看不见，一个人从里面也认不出来，因为幻想的功能正是让人认不出来。它只能在言语里、对着另一个人被做出来。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用上的第四种话语：分析家话语。在那里，站在发言位置上的不是指令，也不是知识，而是一个什么都不要求的对象；对面的主体被留在自己的话里，直到说出支配他的那几个主能指。它是四种话语里唯一一种既不需要你、也不承认你的联结。

AI 拆掉的，是靠“被需要”维持的那种联结。剩下的问题是，这群人能不能进入一种不靠“被需要”维持的联结。

这是他们最需要分辨、也最难分辨的地方。

参考资料

• Some mathematicians call for OpenAI boycott after AI-generated proofs flood their field (The Decoder)

• Terence Tao Backs Mathematicians' Call to Boycott OpenAI (AI News Report)

• Terence Tao on AI in mathematics (and beyond)

• Terence Tao: Optimizing Only for Problem-Solving Harms Math (FourWeekMBA)

• Terence Tao: OpenAI Chased a Math Prize to Beat Anthropic (FourWeekMBA)

• How Far Have AIs Solved Difficult Mathematical Problems? (note.com)

• 陶哲轩：数学研究成AI巨头技术竞技场（网易）

• ChatGPT Solves 26-Year-Old Math Conjecture（36氪）

• What does the world's greatest living mathematician think of AI (Daily Maverick)

• OpenAI Math Release: What's Real in the 722 AI Manuscripts (Online Tech Tips)

• If math is more than proof, we need to better celebrate the rest of it (Grant Sanderson, What's new)

• Grant Sanderson – AI and the future of math (Dwarkesh Podcast)

• Anthropic内部数据首度披露（新浪财经）

• Anthropic 报告（36氪）

• 拉康，第十研讨班《焦虑》；第十一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第十六研讨班《从一个大他者到另一个小他者》；第十七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精神分析中言语和语言的功能和领域》（1953）；《论精神分析话语》（1972，米兰）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科耶夫，《黑格尔导读》

• 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黑格尔、死亡与献祭》

•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 费尼谢尔，《论无聊的心理学》（1934）；亚当·菲利普斯，《论无聊》

• 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马科维茨，《贤能主义的陷阱》

• 特尔钦，关于“精英过剩”的论述